根据该条的规定，即使产妇与子女没有血缘关系，仍无碍于母亲的身份。

57 最早规定亲权为基本权利的是德国魏玛宪法第120条，它规定，教育子女成为身心健全，并能适应社会的成年人，为父母的自然权利和最高义务，国家组织应监督其履行。赡养着重于经济上的供养，扶助着重于生活上的照顾。

这些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命令可以两种方式达成保护的目标：其一是在损害或有损害受保护法益之虞时，采取预防或制裁的措施。而母亲则是生育意义上的，主要是针对子女而言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的法益及宪法上所承认的制度的义务，特别是国家负有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财产等的义务。但在我国宪法上，儿童是与青年、少年相对的一个概念，比如，宪法第46条第2款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35妇女与母亲在概念上多有重合，但妇女是性别意义上的，比如家庭成员中的女儿或者没有生育子女的妻子。

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还应包括未成年人的监护人。40 2、母亲、儿童的国家保护义务 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母亲、儿童，那么，如何保护呢？从宪法第49条第4款的规定来看，国家保护的方式至少是：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此外，在针对法令以及其他类型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中，如果遇到合宪性问题，行政法院一般也会将其提交给宪法法院裁决。

法比安·雷诺法官还告诉我们一组数据：2011年， 最高行政法院适用紧急程序审理133个案件，其中中止执行的有98个。这一过程直至宪法委员会于1980年7月22日在119DC决议中正式宣布根据宪法第64条有关司法机关的规定以及根据自1872年5月24日以来的为共和国法律所确认的基本原则中关于行政审判的规定， 审判独立是由各自职能的特性所保障的， 议会和政府不能予以侵犯;议会和政府不能审查审判机关的决定，不能对其发号施令， 也不能代替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做出判决。对于案例的应用，最高行政法院的爱德蒙·奥诺拉法官介绍道：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监督案例的适用，加之法国各级行政法院每年会审理25万个案件， 也不可能一一审查。在这一学习和借鉴过程当中，法、德两国为什么要建立既独立于行政机关又独立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体系， 无疑是我们必须面对与回答的问题。

法国包括公益诉讼在内的诉权门槛较低，但是进入诉讼后审查的程度比较浅， 只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当事人没有诉权：一是别人的权利受到侵害。

法国虽然是一个成文法国家， 但是行政审判适用的基本规则绝大部分是通过案例来创设和承载的。这些制度均是我国目前行政诉讼中所没有或正在探索的项目， 对于行政诉讼的修改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们访德期间，柏林司法与消费者保护局的马库斯提尔克先生对此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很多人提出在普通法院里设立专业法庭来处理行政案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毕竟行政诉讼和其他诉讼差异明显， 对法官审理行政案件有比较高的专业领域的要求，这种要求对于普通法院的法官可能有点太高了。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他会将最高行政法院案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传达给大家， 另一方面也会将这个法院好的案例带回去。

其次对于申请条件，之前要求具有损害的不可逆转性，现在取消了这个条件。因此，在德国从未出因此现因预防性诉讼而出现滥用诉权以及对行政权的不当干预问题。相比之下，法国对公益诉讼的态度要宽松很多，法院要求原告对于被诉事项有充分的相关利益即可， 而并非权利受到侵害。关于法、德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基本理论，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仅就本次修法过程中存有较大疑问的问题介绍如下。

凯勒法官向我们介绍到：这两个条款，简单来说一个是要求相关行为先不做， 一个是要求相关行为先做（或是保持某种状态）。初等行政法院和上诉行政法院有时会就一些疑难问题报请最高行政法院答复。

相反，此类案件的数量非常稀少，据阿克瑟·诗奈尔法官介绍， 其在所有类型案件中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根据德法两国的经验，我们认为，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应当允许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审查。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证据制度当中没有也不允许添加任何伦理或价值平衡因素。该条第2款规定：任何自然人、法人因法规或其适用而遭受损害，或在可预见时间将遭受损害，可提起针对法规的审查申请，行政机关也可以提起该申请。但是一旦二审程序开始，则多数是事实审程序，如果当事人还是不服，则要依据同样的标准和程序进入三审———一个完全的法律审上诉程序。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论是规范审查之诉还是协会诉讼，法律赋予起诉资格是为了保护受到违法行为不利影响的原告，而不是为了一般的公共利益。应该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以免国家为它的权力行为象公民一样受到普通法院的审判。行政法院看重的是他们的基础学历和在行政机构甚至在民营机构的工作经历， 因为这些经历可以使他们对上述机构的工作内容和方式有所了解，从而有助于行政法院对行政命令据以作出的经济、社会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

于是，1863年，在当时德国邦国之一的巴登，建立了第一个真正同行政相分离，同时也区别于普通法院的行政法院。如果建房还仅仅是一个设想，那么提起预防性确认之诉就会被认为是试图提起一个咨询诉讼，从而是不适当的。

但是如果当事人提出上诉，那么上级法院会在上诉过程中撤销原审法院的决定。强制代理制度，虽然可以有效保护当事人权益、减轻法院工作负担， 但是考虑到我国国家财政和公民整体收入水平的限制，应当适时推行。

而普通法院的人员录用以及日常经费则要由司法部门管理。这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的色彩。

二者的区别在于确认利益的不同： 一般确认之诉的确认利益必须是相对于被告来说具体存在的， 而预防性确认之诉的确认利益则是未来的，只不过这种未来的利益如果得不到确定，存在着不可补救危险。据柏林-勃兰登堡上诉行政法院的阿克瑟·诗奈尔法官介绍，这种做法产生了两个弊端：一是所有案件都可以上诉，造成两审实际区别不大。因此，我国在借鉴这一制度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预防性权利保护机制会造成咨询诉讼、不当干预行政行为等滥用诉权现象的发生。林肯曼女士的话可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找到依据，该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从属于人民。

也就是说，凡是申请临时权利保护的案件均要适用紧急程序审理。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德国的行政法院经历了从行政机构到普通法院再到行政法院的曲折道路。

在柏林行政法院，凯勒法官告诉我们：大部分一审案件都采用独任审理， 只有很少一部分疑难复杂案件采用合议制。我国目前对公益诉讼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环境保护立法方面，借鉴德法的经验，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要建立对公益组织的认证或许可制度，以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

实践证明，案例制度对于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因为此时他与被告并不处在一种具体存在着的相互关系之中，也没有什么即将作出的行政行为，而仅仅是处于对未来利益的防御性考虑。

在德国，当我们问及凯勒法官：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之间的关系如何？ 凯勒法官告诉我们：首先是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但是这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当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手段已经用尽，而事实依然不清的时候，依据证明责任来分配举证。通过考察，除了加深对德、法两国行政审判制度的了解之外，还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一点可从《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6款防止出现严重不利或基于其他紧急需要， 高等行政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作出暂时命令，第80条第8款在紧急情况下，可由主审法官单独作出决定，第123条第1款……尤其在一持续的法律关系中， 采取规范措施对避免重大不利或紧迫暴力为必要的……等规定中得到印证。第97条规定：法官享有独立的地位，只服从法律。

1790年制宪会议制定并至今有效的《司法组织法典》第2章第13条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活动，也不能因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机关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论。二是由于案件涉及面很广，所形成的民众诉讼。

据柏林司法与消费者保护局的欧斯特法官介绍，根据《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法律以下的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接受司法审查，而对法律只能由宪法法院进行审查。其次，这种对未来利益的防御性考虑必须是有现实基础的，例如原告已经或确定将要建设房屋。

最后，关于规范审查之诉的审查主体和处理方式，德法两国则有着不同的规定。其次是一审判决偏离了州和联邦法院的已有判决， 并且这种做法是一审法院法官有意为之的。